我在十九歲時第一次到日本旅行，接下來的十一或十二年也多半在那裡渡過。雖然我一開始對日本感到興趣是因為他們的中世紀粗陶器，以及伯納得李奇 (Bernard Leach) 對日本民俗藝術運動的一些著墨，不過住在那裡後，所注意到的卻是全然不同的事物。整天在柴米油鹽的日常生活中打轉 (nichijo-sahanji，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每天的米和茶」)，我的注意力便移到現代的廚房和飯桌上了。
在日本，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不管好或壞，處處可見；對於一個住在日本的陶藝家來說，自然也多少受到影響。雖然我發覺自己對於所謂「茶文化」以及「茶道」的矯揉造作十分抗拒和不以為然，不過，我倒也是喝了不少茶。日本人喝的茶多數不是茶道所使用的茶粉，而是深綠色的茶葉，沖泡的方式就和臺灣及中國多數地方相似。身為陶藝家，我發現自己也不能免俗地加入製作茶壺之列，作起現代日本人沖泡茶葉時用的茶壺。
我製作茶壺的靈感（或可以說是參考架構）最初來自於我的日本經驗。我在日本用過許多隻茶壺、作過許多隻茶壺，看過的更不計其數了。我知道萬古和常滑燒的未上釉瓷陶器在某種程度上是仿造中國瓷陶器，但跟宜興似乎沒什麼關係。
大約是在日本住了兩三年後，我就迷上了十八世紀京都陶藝家青木木米的作品。他和「仁阿彌道八」、「永樂保全」並列江戶三名匠。在現存的木米作品當中，有數項標有「gikouyou-utsushi」的字樣，意思是「仿自宜興」，但一開始只確定日文的讀法，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到了後來才知道的。
在這些名家影響之下，雖然我的作品中可以發現宜興的影子，但多半因為我先熟悉了日本名家的作品而沖淡許多。1984年搬到猶他州後，我對於原作，也就是宜興的真品又有進一步的瞭解，我相信對於這些真品的研究必定會對我未來的作品多少產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