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

 
       多數的人退休以後，都有自己的生涯規劃，我何嘗未有這種想法，我覺得人生在世，前二十年在求學，後四十年把寶貴的青春給了工作，剩下的二十年應該留給自己做一些保養、調息的事情，也是應該的。機器用舊了還要進廠維修、保養，更何況是人呢？本來要不要休息、要不要保養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對我來說是何其的辛苦？！何其的困難？！原因無它，因為自己太「好」面子了，口中永遠說不出一個「不」字，所以退休至今，反而比退休之前加辛苦，更加操勞。許多朋友覺得過去不好意思求我幫忙的人，現在都開了金口，認為我退休了是我「空閒」的來臨，但他們何曾想過我的「生涯規劃」。我內人常說我對朋友永遠不會說「No」，所以我就這樣一天一天地累著自己。
       我原本是學畫的，在學校的時候，我的老師廖繼春先生曾對孫多慈老師說；「這學生個性太強了，他的畫一筆也改不下去。」孫老師也同意他的見解。所以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我的畫是沒有受到任何一位老師的指點，但廖繼春老師給我的油畫成績，卻使我非常的滿意與自豪，是我夢想日後也能成為一位畫家。1959年美國新聞處來學校「選才」，挑選了十位頗具表現的青年藝術家，到南海路美國新聞處畫廊展覽一個月，旨在鼓勵這群年輕人，我毫不遜色地也名列其中，但畫展閉幕後，我像得了一場大病，怎麼都不願再提筆畫下去，我想當一個畫家實在太辛苦了，要日以繼夜地在畫室中拚死拚活地幹活，而且未來仍是一個未知數？所以我在好友面前宣布，從此不再做「畫家夢」！我的老友吳耀忠笑著對我說；「老宋還是畫家，只是一個沒有作品的畫家。」他說得多幽默！多坦蕩！四、五十年來，我頂著一個沒有作品畫家的頭銜，孤獨地在藝術的「三界」中打滾。
       1963年我進入中央研究院工作，在那裡我接觸到的人、事、物與在校所學迥然不同，真可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在田野、在古物堆中，尋找蛛絲馬跡。因之，民族學、考古人類學以及平時乏人問津的類書、方誌、地理沿革誌都成了平日查閱、研習的材料。我生平遇到兩位好老師、好師長，讓我一輩子難忘。第一位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民族學研究所創辦人凌純聲博士，他鼓勵我寫文章，其實我自幼就怕寫文章。但凌先生卻語重心長地說:「研究民族學的人只要忠實地、誠懇地將你所見聞到的事物，記錄下來就行了，文字無需求其詞藻的華美，我們畢竟不是文學家呀！」凌先生的這一番話，影響了我一生。一個很怕寫文章的人，竟也寫了四、五百篇文字，而且也靠這些文字獲得了不少獎勵。第二位是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先生，他是一位把工作當事業來幹的人，他找我主編故宮文物月刊起始到放手交給別人，從沒有一天他說過滿意，儘管社會好評，但他也從不說滿意。有一天他叫我到他辦公室，他說你不要盡聽別人的讚美之詞，要多聽批評你的話，讚美你的話聽多了，會迷失自己，不知進取而不知改進。多聽一些批評的諍言，這樣才能找出缺點，知所進退，才有進步的機會。後來我才悟出了這個「不滿意」的啟示，我在《8000字小語》書中寫到:「當你的上司對你的工作表示不滿意時，那僅是輕微的警告！如果他對你的作為，發出不滿意的表示時，那是向你提出嚴重的警告，假若能因此激發你的良知，下定『全力以赴』的決心，那是你施展抱負、展現理想、邁向成功最好的機會。」這兩位長官說的話語，使我受用一輩子，至今以忘懷。更無巧不巧地使我闖進了現代陶藝的園地，當了二十餘年的園丁，我常笑人「把副業當作正業幹」，其實自己又何嘗不是呢！這是最近我才發現的一項事實。
       2006年底突然接到陶博館游管長打來一通電話，恭喜我說:「陶藝成就獎得主，就是你！」我才恍然悟出我也是把副業當正業幹的人，台灣陶藝界有今天這般欣欣向榮的局面，是全體陶藝界努力的成果，我只不過是盡了一份穿針引線的力量，期待陶藝界有力人士向下耕耘，培養人才。我的鼓吹只不過是個引子，陶藝家的響應才是最重要的關鍵。如今陶藝幾乎蔚為全民運動，從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研究所、到安養院、監獄。陶藝展覽、研習課程普遍獲得各大企業的贊助，以及政府有關單位，如文建會、教育部、美術館、博物館、文化中心等單位的關懷，加以藝廊、收藏家大批的湧現，使得陶藝未來的發展呈現一片大好遠景。宋‧王微《敘畫》說:「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如此構成的「神」、「思」，便是指我從事陶藝這種工作，是基於自然的一部分，亦即是由「物」而達成「我」的一種方式。這次得獎不是初次，只證明一件事，那就是「汗水無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