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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線上展覽 > 特展 > 臺灣現代陶藝藏品研究
  • 專文
    計劃主持人 王怡文
    一、在地脈絡:臺灣土地上的陶瓷文化資產
    進入臺灣1980 年之後的現代陶藝發展之前,我們先簡要地以點狀線性的描述,盤查列舉在臺灣這片土地上的陶藝文化資產,透過這些基本背景認識臺灣陶藝的體質,再進入激烈發展的80 年代,以連結其發展的可能脈絡,進而透過此間的脈絡與特質貼近臺灣陶藝的主體。然而這些文化脈絡資源並非斷裂再接續,而是不斷生成而持續共存累進的,不是新的出現舊有的即刻消失,並非前進的水流一去不復返,而是同時並在如同有人在製作著pinterest 上流行的物件,臺灣的土地上還是不斷有新的遠古考古發現出土,同時也有人做著仿古;然而也有人在試驗著新的技法、探索著材料的可能。這些同一個圈子不同脈絡的同行者們,各自以其對於陶的好奇、熱愛、了解與實踐,建構了每個時間點同在的世界。
    ● 原民與漢人移民生活陶
    臺灣原住民部落中的陶器早期多為日用、祭祀與社會文化象徵,同時也作為遊戲聯絡家人世代間的情誼,現在在某些部落也以工作室的模式,進行傳統製陶方式的活化工作或創作。漢人移民到臺灣後的生活陶瓷主要做為日常民生使用與鑑賞,移民增加、海上貿易頻繁之後,民生小型用品碗盤等多數進口自中國及日本,大型的建築磚窯、石灰窯、水缸等則因地制宜地在地生產粗陶,這些歷史由考古的挖掘成果中清晰可見。原住民與漢人信仰生活中,還有陶壺、廟宇的剪黏及交趾陶。

    ● 清國遺產的保存與開發/ 國民政府的文化政策展業
    1949 年之後國民黨來到臺灣,接收了部分日本留下的陶瓷產業,也帶來了清朝宮廷的部分陶瓷精品,這部分文化資產在戰後歷經外交危機及國際政局影響,成為內部中華文化認同的表徵,進而創造了另一類的外交文創商品。從以往台北市中山北路的仿古陶藝禮品店、外交總統贈品,到現在的鶯歌部分工廠到商家一條龍的經營模式,都是以此官窯資源以及中華文化復興政策所開發出的產業模式。這部分皇室收藏提供了台北故宮博物館傳統器型與釉燒研究的基礎,以及部分創作型作家階段性的養分,後來成為文創產業補助的部分旗艦案例,依舊行銷國際。

    ● 日本工業化基礎與美援研究單位
    二戰前臺灣陶瓷工業化的基礎在日治時期初步奠定。20 世紀初日本隨著產業開發政策啟動,在臺灣引進現代化生產技術,並在各地展開產業資源調查、投資技術設備,分別在北投與苗栗開發了窯廠,進行民生及工業所需陶瓷的生產。這期間在各區域培養的人才,戰後也陸續隨著經濟發展成為各地陶瓷工廠或個人工作室的種子。

    戰後冷戰期間美國以美援及文化交流的名義對臺灣進行文化輸出,形成臺灣藝術界以美國為主體的優勢文化認同。早年藝術家較易取得的國際藝文訊息多數來自美國新聞處。在陶藝界則有顏水龍擔任班主任,1954 年設立的「南投縣工藝研究班」之下的陶瓷科4,1959 年由美援成立的「台灣手工業推廣中心」接手。後續1961 年吳讓農接受美國國家安全署援助,前往日本國立瀨戶陶瓷研究所研習半年、1962 年中國生產力中心用美援基金,成立「陶瓷技藝訓練所」訓練專業人員,蔡曉芳即參加了第一屆的訓練班。在陶藝的基礎技術與人才訓練上,臺灣受到美國與日本的影響從工業化到教育體系成立之前就已經開始了。現代化建設的同時,當時政府內部以「中華文化復興」為主體的政策下,1968 年頒佈「工業產品配合中國文化復興運動改進設計辦法」並成立「陶瓷工業復興中華文化督導委員會」,並長期補助陶瓷業者從事古器物裝飾的仿古與複製。此指導原則的政策,成為陶瓷產業長期以仿古維生的生態近五十年,也使得陶瓷藝術創作者,即使1981 年面對外在衝擊時仍堅守「傳統中創新」。

    ● 研究、教育機構與民間陶藝教室
    1970 年代之後,官方單位的故宮科技室開始陶瓷研究,教育系統方面東方工專、聯合工專成立陶藝相關課程、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系開設陶瓷設計課程,而師範大學內的學生社團「陶藝社」每年學生發表作品意外受歡迎,民間個人林葆家成立「陶林陶藝教室」、邱煥堂開設「陶然陶舍」個人工作室、蔡榮祐霧峰成立「廣達藝苑」開班教授陶藝,瓷揚窯、水里蛇窯等個人經營窯場出現,市場上專業畫廊「陶棚舍」開幕,從產官學皆進入萌芽的狀態,一片欣欣向榮的前景。此階段陸續成立的組織,所帶動而引進的陶藝人才後續影響了臺灣陶藝界數十年。

    回顧臺灣陶藝文化發展的養分,就像臺灣地理位置所承受的風土一樣,隨著季風的流轉有時得承受東北風、有時得承受西南氣流,而這些都是土地、森林、水資源的養份。這些養分包含在地原住民文化、日本現代工業的技術、戰後美援資源及清朝遺產的移入,從千年原生文化、近百年西方主要的科學進程成就,以至於接受戰後主導世界秩序的文化戰略安排,到對於中華文化傳統的象徵形塑與挪用。這些多面向的文化資源挹注,使得臺灣陶藝發展有別於日本的地域性與職人導向,也有別於英美的工作室創作者傾向,而是在工業技術與效率的生產下,一面擷取轉化傳統技術表現的資源,一邊也不斷接收外來各種文化潮流訊息與市場需求。然而在接受這些養份的同時,也得面對部分內在的衝擊。1981 年歷史博物館的「中日陶藝展」,即是那個衝擊與自覺的起點。